人物故事

“暴君”李宗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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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暴君”李宗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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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中国登顶死亡率最高的雪山之一,贡嘎主峰。

在下撤途中,他雪盲了。耳边呼啸而过的是狂风,嘴里灌满了雪粒,而眼中十米之内只有白色。体能极度消耗,心率升高,呼吸急促,双腿发软,每走三步就要休息十分钟。

海拔6800米,他们迷路了。天已黑,如果他和搭档童海军没能找到下方一百米处的三号营地,那么他们会因体能消耗过度而失温、脱水,最终在狂风暴雪中相继耗死在贡嘎山上。

“暴君”李宗利

近百年来,蜀山之王“贡嘎”的登山史就是一部悲壮的山难史。如果你被他短暂的温柔所蒙骗,那么你一定会感受到他随之而来的暴躁。这座海拔7556米的杀人山峰一如既往地冷酷,你登顶或是遇难,都与他毫不相关。他决不会同情这对登山者的遭遇,也不会对他们格外恩典。

这并不是李宗利第一次与死神近距离接触,但是这一次他无法再用双眼看清死神。在一片白色混沌中,李宗利必须做出一个决定,他所能依仗的一切只有搭档童海军和他自己的直觉。这个决定无关一个人的荣耀,只关两个人的生与死。

“暴君”李宗利

与贡嘎直线距离240公里开外,巴适的成都宛如温室。

此刻要从外观分辨出他是登山者,很难。他正坐在办公室的茶桌前,小口地啜着小茶盅里的茉莉。他又重新梳回了发髻小辫儿,穿着花纹衬衫,衬衫最上面的三个纽扣耷拉着,暴露出他三分之一的胸膛。一串挂在脖子上的佛珠垂到腰间。他脚踏一双黑色布鞋,漫不经心地抖着腿。

看外表,他可能是一位浪荡公子,也可能是一位巴蜀袍哥。

当然,要仔细分辨出他登山者的身份,也没有那么难。右侧鼻翼上结了一层炭黑色硬壳。这是高海拔重度晒伤的痕迹。眼角以下,双颧骨以上,有两条深深浅浅的棕迹。这是高山镜和羽绒服高领之间的缝隙,在长时间日照过程中,紫外线无孔不入。

他记忆不好,我刚介绍完我的名字,七分钟后,他又问我一遍“您贵姓”。
他口齿不清,一句话结结巴巴想了很久,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词汇来表达。
他逻辑混乱,错将四川第二高峰的中山峰,说成世界第二高峰,竟不自知。

他把面前茶盅里的茶一饮而尽,说刚下山这两天,脑袋还有些懵。
没关系,李宗利,都是登山者,我懂的。

我不懂的是,你到底想要什么?你为什么要攀登贡嘎?你都经历过什么?你的归属在哪里?

你,到底是谁?

01
登山“暴君”

李宗利从不掩藏自己的过去。他身上最明显的特征是,没有耳廓。

李宗利生于重庆,长于四川,算是一个地道的四川人。十三岁时,他在邻居大哥的影响下,开始接触了职业摔跤。

李宗利从事的是竞技体育,九十年代初,就加入了四川省队,接受职业运动员的正规训练。一练就是十二年,等李宗利从职业运动员退役时,已经多次拿到了四川省摔跤冠军。全国比赛季军,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的最好成绩。

26岁的李宗利和所有的职业摔跤运动员一样,炼成了一对摔跤耳——长时间的重度挤压导致软骨增生,耳朵的轮廓消失,看起来就像长了块不规则的肉垫。

身体之外,他的性情也变得暴烈。竞技场上,他必须要养成好勇斗狠的性格,才能拼尽一切打倒对手。加上省体校的氛围熏陶,他成为了一个“暴君”。

“刚从职业运动员出来的时候,他就是那种我要干死你的心态,”李宗利现在的搭档童海军(小海)说。那个时候,李宗利和自己的老朋友们聚会,几个人在一起聊天喝酒,在旁人看来就像是在吵架。

有一次,李宗利在市场跟人发生口角,被打了一拳,他指着对方说,你给我记住,这件事没完。几天后,李宗利一个人找了过去,打到衣服被撕破,把对方四五个人都“撂倒了”。

小海不太了解这件事的真实细节,不过当他第一次见到李宗利时,确实跟自己想象中的“李宗利老师”完全不一样。站在他眼前的,不是一个年长他十六岁、看起来德高望重的长辈,而是一个剃着劳改头的年轻小伙子。又狠又横。

“看着就像刚从监狱出来的。”小海回忆起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,仍然觉得好笑。两个人见过面,当天一起吃饭,吃到一半,李宗利嫌天热,衣服一脱,裸着上身继续吃。小海心想,这哪里是什么“老师”啊?

嚣张。这是妻子代颖对李宗利的第一印象。

李宗利与妻子代颖第一次约会的地点,是在成都的一家火锅店。李宗利刚从青海登山回来,高原的痕迹还没有褪去,整个人晒得黝黑。

“我认识他时,他才29岁,但我却觉得他可能快40岁了。现在十年过去了,他还是那个样子,没有变。”代颖说,语气中有些无奈。

代颖从李宗利的学弟学妹们听那里说过他。“有个性”是最委婉的说法,“张狂”、“暴烈”是最常用的形容词。第一次约会,她就切身体会到了这一点。在聊天中,李宗利的惯用表达方式听起来就让人十分不爽:怎么样!你不知道吧!我来告诉你!

“他很简单,所以嚣张。”代颖说。和所有登山家庭不一样,李宗利的妻子一开始对登山并没有反感,而是觉得新奇有趣,“我就是因为这个才喜欢他的。”

李宗利接触登山——按他自己的说法——纯粹是缘分。2006年9月,中国登山协会创办的中国登山高级人才培训班(以下简称CMDI)开班。第一届CMDI是全日制课程,两年全脱产培训。

这个有着“中国登山界的黄埔军校”之称的培训班,按照国际高山向导课程定制,旨在培养中国本土的高山向导,在之后的几年当中启蒙了无数年轻人走上自由攀登之路。

“暴君”李宗利
首届CMDI合影,左二是李宗利

但在一开始,刚刚从职业运动员退役的李宗利,并不知道什么是“阿式攀登”,就连“登山”是什么他都没有任何概念。对李宗利来说,两年的全脱产培训,只意味着他能从高度紧张的竞技运动员生涯中解脱,能去法国玩一圈,并且还有工资发。为什么不去?

培训班选择的第一座山峰是玉珠峰北坡。对于完全没有接触过雪山的学员们来说,这更像是一种攀登初体验。学员们在高原训练时,因为缺乏经验选错了防晒霜,在紫外线的照射下,全部人的嘴都晒烂了,脸晒得爆开。

虽然李宗利拥有十二年的职业运动员训练经验,但户外经验接近于零。攀岩水平只有5.8——仅比入门新手强一点点。在众多缺乏户外经验的首届学员们中,他仍然是最差的之一。

CMDI的课程体系中设置了攀岩、登山、滑雪、攀冰、救援。李宗利坦言,自己的弱项就是攀岩、登山、攀冰、救援。

“我一开始完全就是不行的,培训班差一点儿就不要我了,”李宗利说。CMDI有一个淘汰制度,会淘汰最差的学员,一开始就已经有一名学员被淘汰回家。此时李宗利并没有很强的欲望去登山,他只是不想被淘汰回家。对他来说,被淘汰是一种耻辱。

他只能加倍地训练。“还能怎么努力?人家练十次,你练二十次!人家白天练,你晚上也练!”

在北京怀柔的基础训练,在青海和东北的滑雪,在阳朔的攀岩,在四川和西藏的登山…….两年的培训课程结束了,李宗利顺利毕业。他体验到了攀登的乐趣。

虽然都说登山是高风险的运动,但是他不想放弃登山。2008年,首届学员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各地登山协会。李宗利被分到了四川登协,做起了高山培训,这样他还可以继续登山。

每名攀登者都清醒地理解登山这项运动的风险。只是李宗利没想到的是,在培训刚刚结束后的第一年,他就窥见了死亡。

02、都是白骨

李宗利和代颖在成都约会后的第六天,汶川大地震。两个人失去了联系。和代颖再次取得联系已经过了一个多星期。

代颖很犹豫。她对登山者李宗利很感兴趣,暴君李宗利很纯粹简单。但家在新疆的她,本打算回新疆生活。她也必须考虑一些更现实的异地因素。

汶川地震后,李宗利和代颖联系得更频繁了。当时李宗利还在CMDI培训,却经常打电话嘘寒问暖,表现出对代颖的关心。李宗利的哥哥对代颖说,干这个行业的人,其他的不敢说,责任心非常强。代颖还是和李宗利在一起了。

代颖说,运动员出身的李宗利,计划性非常强。这种“计划性”渗透进了李宗利生活中的各个方面。

相处不久后的一天,李宗利对代颖说,我计划我们明年5月就结婚。代颖有些哭笑不得,这种事情也能计划?你也不跟我商量下,我就被你“计划结婚”了?

李宗利计划着,代颖也很洒脱。两个人没有拍结婚照,没有钻戒,就按照李宗利的规划准备结婚。此刻,死亡却悄悄来临。

2009年6月3日,一边川登协工作,一边计划结婚的李宗利接到领导的电话,山里出事了,明天进山。

三名美国登山者,在贡嘎山域失踪。其中两名都是美国阿式攀登界的翘楚,Micah Dash和Johnny Copp,这对搭档曾在克什米尔地区、法国阿尔卑斯地区开创过一些高难度线路。

两名阿式攀登高手和摄影师Johnson Wade,原计划攀登贡嘎山域的高难度路线,爱德嘉峰东南壁。登山队最迟5月28日出山,但是直到6月2日,他们也没有按时出山,并彻底与外界失去联络。

6月4日,李宗利受到登协的委派,和同事一起进山搜寻几名登山者的下落。两天后,早上9点13分,李宗利终于在爱德嘉峰海拔4000米处,发现了大面积雪崩堆积,简单刨了几下积雪,一名登山者的遗体暴露在他面前。

“我头皮一阵发麻。”李宗利回忆道。登山培训两年多,他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全部的攀登技术,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,但这是他第一次距离死神如此之近。他害怕了。李宗利和同事照了几张照片,遂立即下撤。

爱德嘉峰事件让李宗利开始重新思考,也许我们没有高手和低手的区别,再厉害的攀登者,也是肉身白骨。“顶级登山高手又怎么样,也是一样会死的,没有什么特别的。”

爱德嘉峰回来之后,李宗利和代颖马上登记结婚。

爱德嘉峰让李宗利感到害怕,家庭让李宗利感到温暖,但这些都没有阻止他继续攀登。2009年11月,孙斌和李宗利尝试攀登四姑娘山幺妹峰。

“暴君”李宗利

在中国的攀登界,海拔6250米的四姑娘山幺妹峰,就是技术性攀登的殿堂级山峰。已经61年无华人登顶的贡嘎雪山被称为“蜀山之王”,幺妹峰却被喻为“蜀山之后”。

虽然彼时站在幺妹峰山顶的中国攀登者,还不到十个人,但他们无一例外均因此一战成名。有的仍然活跃在国内登山一线,有的已经成为了一堆白骨。但跃跃欲试的登山者仍然前赴后继。

国内一流登山者孙斌,在和首届CMDI学员罗彪、古杰分别搭档并尝试攀登失败后,选择了另一名CMDI学员李宗利做搭档。

李宗利知道自己的经验不如孙斌,完全是抱着学习的心态尝试攀登的。在这次攀登中,孙斌在技术上占了主导地位。但两个人的第一次尝试还是失败了,他们到达了海拔6100米的高度,距离顶峰只有150米。

2011年11月,李宗利和孙斌再次尝试攀登幺妹峰。这已经是孙斌第四次尝试攀登幺妹峰了。在纪录片《重返巅峰》中,孙斌说,如果登顶不了幺妹,他心里就迈不过去这个槛。李宗利也觉得,如果他登顶不了,也会反复地去尝试。

“我不会考虑你同不同意,我一定会去做,我愿意去承担后果。”李宗利语气坚定地说,“但是这种后果的背后,受伤的还是最爱你的人。”

这次,李宗利和孙斌再度出发时,在家里等他归来的不只有妻子代颖,还有刚刚出生,只有两个月大的小女儿。

03、生死博格达

李宗利第一次认识柳志雄(小柳)是在成都的生存者岩馆。

一年前,李宗利和孙斌开辟了“解放之路”线路,从幺妹峰的南壁,转西南山脊的路线登顶了幺妹峰。李宗利一战成名。

每当李宗利来到岩馆攀岩,在岩馆做攀岩教练的小柳,总会凑上近前,跟李宗利请教登山方面的各种问题。“每次到岩馆训练,都有一个长发小伙不厌其烦的问我关于登山的各种事情,”李宗利回忆道。

小柳始终称他为“李宗利老师”。即使几年后两个人成为了师徒,攀登中的搭档,无论是当面,还会在小柳自己的日记中,他也尊称李宗利为“老师”。

2012年,李宗利觉得自己不再适合登协体制内的系统。一年前幺妹峰成功登顶后,李宗利名声大噪,他对自己的攀登技术也更加自信。李宗利从川登协出来,创办了“自由之巅”商业登山公司。

此时,在中国各地,已经成立了很多大大小小的登山商业服务公司。山地资源丰富的四川尤甚。但李宗利觉得“自由之巅”和其他的登山公司都不一样,一开始,他要坚持做“阿式攀登”的商业服务。

阿式,即阿尔卑斯式攀登,有别于传统的喜马拉雅式攀登,其核心精神是以小团队轻装、快速、高效地攀登山峰,而喜马拉雅式攀登则是在长达数十天中,大队人马围攻一座山头,更常见于喜马拉雅的8000米山峰。李宗利和孙斌的幺妹峰攀登,就是一次经典的阿式攀登。

早在CMDI培训时,李宗利在新疆博格达峰就体验到了阿式攀登的乐趣,从此他的攀登方式,只有阿式。

2013年7月,从川登协系统出走的李宗利更加自由,他成为了凯乐石赞助运动员,重新回到了博格达峰——阿式攀登理念在他心中起源的地方。这次他们想要尝试海拔5213米博格达三峰,海拔不高,但是技术难度很大。搭档是当年CMDI的教练康华,以及培训班的同窗好友迪力夏提。

7月31日零点,康华、迪力夏提、李宗利三人从大本营出发开始攀登。前6个小时,三人以移动保护的方式高效行进,攀登了900米高差的冰壁。中午过后,天气转恶劣,博格达三峰刮起了猛烈的高空风。

晚上七点,连续攀登19个小时后,三个人体能消耗巨大。他们决定暂时下撤到海拔4900米的营地,第二天再伺机冲顶。两个小时后,在海拔5000米附近的横切处,李宗利首先下降,迪力夏提紧跟在后,最后是康华。

还有一个小时天黑,风很大,李宗利觉得很疲惫。他看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队首登博格达三峰留下的绳子。恶劣环境中,李宗利既是偷懒,又是侥幸心理,他使用了那条三十年前的绳子把自己固定在岩石上。迪力夏提也已经在他上方一米处固定好了绳索。

就在这时,李宗利突然觉得固定绳索不再紧绷,身体一阵飘忽,失去了重心。他远远地听见迪力夏提喊了一生“宗利滑坠了!”但是这声音很快消失在风中。接着,他的脑袋受到撞击,李宗利本能地蜷起身子,“就像一个刺猬一样往下滚”……

几次登山后,妻子代颖摸清了李宗利的习惯。只要他电话不开机,就知道他没信号。但是这次“没信号”的时间格外漫长,她只好不停地给他打电话,希望有一天有人能够接听。

直到代颖的哥哥告诉她,李宗利出事了。

等到代颖在乌鲁木齐的医院见到李宗利的时候,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几天,李宗利也已经开始恢复。家里人一开始特意瞒着代颖,直到李宗利伤势好转,才敢告诉她。

代颖了解到事情的全部经过。李宗利当时滑坠了600多米,被救援队发现时,已经右肺部受挫,右膝盖韧带拉伤,双脚麻木,左臂严重擦伤…… 在丈夫身边耳濡目染多年,代颖也知道,在高海拔雪山上滑坠600米意味着什么。

“暴君”李宗利 博格达生死救援

“不要说九死一生了,十个人滑坠十个人都不见了。”代颖感叹道,“老天可能就让他吃这碗饭吧,他真的挺适合做这个的。”

和代颖的开明相比,李宗利的母亲从一开始,就对登山持反对态度。家里人了解李宗利的性格,从来不会明说不支持,但是母亲把担心和挂念常挂在嘴边。

李宗利从医院痊愈出来的时候,自由之巅的登山教练成员除了老友迪力夏提,又多了小柳。

小柳的运动攀岩水平能达到5.13——在业余选手里面,已经是数一数二的高手了,拿到过四川省攀岩锦标赛的冠军。他的攀冰能力也达到了惊人的WI6级别,这个水平放在中国任何一撮攀冰爱好者中,都属于“大神”级别。

然而,小柳的早期高海拔攀登经验,几乎全部师承自李宗利。2012年,小柳在四姑娘山双桥沟尝试过玄武峰西壁、五色山、牛心山东壁等几座高难度技术路线后,终于在2013年完成了他的第一个代表作,阿式登顶了双桥沟的日月宝镜峰。路线命名为Training Day(训练日)。

李宗利在各种演讲场合中都说过,他的人生中没有后悔。但直到现在,李宗利偶尔提起小柳时,还会有些愧疚。如果再仔细观察,会发现他的眼眶还会有些湿润。

小海认为,小柳的进步太快,李宗利总觉得当时要是“拉住一点”,或许之后的悲剧就不会发生了。

04、小柳啊…

2013年的博格达三峰事故之后,李宗利锋利的棱角几乎被磨平了。

代颖觉得,李宗利性格中“自我”的一面慢慢瓦解,变得更包容。第一次约会时“我觉得怎么样就怎么样”的惯用表达方式不见了。

创业以后,李宗利既要积累自己的攀登经验,也要从一个商人的角度兼顾很多。他必须要放下身段,收敛脾气,藏起那份嚣张。平衡,成为了他最常谈到的一个词。

小海的比喻是,李宗利以前好像是一把尖刀,现在是一把钝刀。

钝刀,也是刀。李宗利的暴烈脾气也有收不住的时候,有一次还骂哭过一名女员工。能对上李宗利的脾气,很不容易。

但小柳或许是个例外。

“暴君”李宗利 从左到右,柳志雄,李宗利,迪力夏提

小柳既是李宗利公司的员工,也是攀登时的搭档和学生,以及生活中的好友。在完成了日月宝镜之后,小柳从此一边作为“自由之巅”的登山教练,跟随李宗利带班攀登,一边向技术性更高的路线发起冲击,马不停蹄。

小柳的进步太快了。

日月宝镜之后,2014年小柳又接连完成了双桥沟猎人峰、阿妣山的阿式攀登。他把这依次递进的登山三部曲分别命名为:训练日(training day)、学习日(study day)和结业考试(Graduation exam)。在丰富攀登经验的同时,小柳的攀登思想也逐渐成熟。

2014年末,小柳决定,是时候挑战中国阿式攀登中的殿堂级山峰,幺妹峰了。

李宗利觉得小柳的技术攀登幺妹完全没有问题,但是高海拔适应能力还不够。在小柳的攀登经验中,海拔6070米的田海子峰是唯一一座海拔6000以上的山峰,但是他只攀登到了5800米的地方。

就在小柳把目标对准“蜀山之后”幺妹峰的同时,曾借此一战成名的李宗利,把目标看得更长远——很多中国的攀登高手们甚至想都不敢想的一座巨峰——“蜀山之王”贡嘎主峰。

李宗利去过很多次贡嘎山域,但第一次真正瞻仰到云开雾散的贡嘎主峰,是在一次燕子沟考察时的偶然机遇。

李宗利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形。当他们走下观光车,一座巨大的三角形山体呈现在他眼前。他对身边的父亲说,我想去这个山。父亲说,你去呗。李宗利问父亲,你知道我说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吗?这可能意味着有一半的几率回不来了。父亲很坚定地说,你想去就去吧。

“有一半的几率回不来了”——李宗利并不是在夸大其词。上一次中国人攀登贡嘎主峰,要追溯到半个多世纪前。1957年,中国国家登山队的前身,中华登山总工会的6名队员在攀登贡嘎时,4名队员都没有回来。

6人攀登,2人生还。这是中国唯一一次贡嘎主峰的攀登纪录。在之后的60年中,每隔几年,就有美国、日本、瑞士等众多登山强国对贡嘎主峰发起挑战,但记录中都因雪崩、滑坠、高原反应等问题,有死有伤。然而,中国并无攀登者冲顶过这座野蛮巨峰。

如果说“蜀山之后”幺妹峰,是中国阿式攀登史的一枚明珠,那么海拔7556米的“蜀山之王”贡嘎,就是中国登山史上的一块伤疤。没人敢去触碰,谁在不合时宜的时候撕开他,注定会血流如注。

但四姑娘山幺妹峰上也并不是没有悲伤。

2014年11月30日,“小柳”柳志雄和搭档“坑子”胡家平登顶幺妹峰后,在下撤途中遇难。中国登山界一片哗然。微博,微信,BBS上,众多攀登者纷纷追忆他们与这两位遇难者之间的美好回忆。

这已经不是李宗利第一次离死亡近距离接触过,他身边因攀登而离开的人也已经有七八人。但小柳不一样,是他“永远的知己”。小柳走后,李宗利从没有这么深刻地感受到,死亡会带给他这么大的痛苦。

“那个阶段宗利比较低迷,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。”代颖回忆道,“我从没有见过他那种状态。”

这段时间,李宗利开始反思,他有没有必要继续攀登。他每年都会带一些礼物去湖南看望小柳的父母。

李宗利在回忆小柳的文章中写道,我们身边人的离开可能会带走很多,带走了我们的希望,带走了我们的依靠,但是他给我们留下了一种纯粹的攀登精神,一种为了理想我们愿意去追寻的精神。

李宗利决定攀登贡嘎,他坦言,想去贡嘎是因为柳志雄,他要揭开这块“伤疤”。这是中国攀登者第二次向贡嘎主峰发起冲击,此时距离第一次已经过去59年了。

05、蜀山之王

小海第一次感受到李宗利霸道的说话风格时,会暗自憋着笑。后来小海才发现,原来李宗利并不是在吹牛,而是打心底认为自己比别人要厉害。

小海是95后的青海土族人,体能超群,在高海拔天生具有优势。在李宗利找到他之前,他十七岁时就开始高海拔攀登了。只不过相对于李宗利坚持的阿式攀登,小海从事的商业登山服务完全是另一个极端。

青海玉珠峰,新疆慕士塔格峰,这些热门的商业登山线路,每年都有数百人登顶。小海会修好路,铺好路绳,登山客户会沿着路绳一步步挪到顶峰。看到客人们站在雪山上兴奋的样子,小海也感到过欣慰。但他总觉得,这不是登山。

直到那一天,留着寸头、看起来又狠又横的“李宗利老师”找上了他。攀登贡嘎需要一个团队。老搭档迪力夏提是其一,经朋友介绍,李宗利又找到了小海。2015年,小海加入了“自由之巅”。

自由之巅坐落在成都温江区的一栋三层小楼,一整栋都是李宗利的公司。三楼是办公区,二楼是员工住宿的房间,一楼是厨房和大会议室。从一楼走进公司的大门,就能看见会议室里这种5米长2米宽的会议桌。开会时,李宗利会坐在办公桌前的正座,小海坐在首位,其他员工分两排落座。

李宗利习惯于斜靠在第一把交椅的椅背上,半敞着胸膛,一手把玩着脖子上垂下佛珠,一手比划着强调自己的观点。会议的氛围随着李宗利的情绪而波动变化,大家时而爆发出大笑,时而陷入短暂的沉默。

“明天让兄弟们放个假!”
“今天带兄弟们吃点好的!”

即使十来位员工中,还有一名女生“贝贝”,但李宗利还是习惯统称他们为“兄弟们”。

2016年10月26日,李宗利和他的“兄弟们”来到了贡嘎山脚下的磨西镇。磨西镇海拔只有1600米,然而磨西镇附近的贡嘎雪山海拔陡然攀升至7556米。

“暴君”李宗利 李宗利在攀登贡嘎

两个月前,李宗利放下了公司的几个商业计划,全身心地开始投入到训练中。他知道他面对的是什么。聚会时,他可以脱掉上衣半裸着上身胡吃海喝,开会时,他可以颐指气使,让员工们噤若寒蝉。但是训练从不会由着自己的性子。

“我和其他那些登山者都不一样,因为我是职业运动员出身啊。”李宗利说。从十三岁时接受的职业摔跤运动员训练,养成的不仅仅是一副暴烈的脾气,还有极其自律的训练态度。

被“计划结婚”后,代颖发现李宗利的自律生活有些变态。每天晚上九点,李宗利定时睡觉。睡觉时,李宗利的手机全部关机,所有人都找不到他。

每天早上,李宗利都精确地定时起床、定时到公司。一旦开启训练状态,他从不乱吃,严格控制酒精摄入量,喝到一定量后,必须停。

10月31日,李宗利、迪力夏提、小海等三人从海拔4400米的前进营地出发,开始向贡嘎主峰发起冲击。计划四天时间攀登,每个人背包负重20多公斤,背包里面装满了6天的补给。

小海说,山上的李宗利完全不一样。他会异常地冷静,冷静到苛刻。主锁锁门拧紧的圈数必须要精确,多了或少了,他都会马上蜕变成一名“暴君”开始打骂。小海有时会觉得不服气,“可我又打不过他,”小海半开玩笑道。

“暴君”李宗利

11月1日下午五点,三人攀登到海拔5800米的营地,比预计低了海拔400米。线路的长度比他们预计得要长了几倍。

11月2日,这天是李宗利的生日,他的生日蛋糕就是一包半生不熟的米饭。

11月3日,三人攀登到了海拔6700米,距离顶峰还有800米左右的高差。这天的攀登下来,三个人都消耗了大量的体能。到了晚上,高空风刮得越来越大。帐篷的拉链被大风刮开,李宗利迷迷糊糊地拉上拉链继续睡觉。

但是大风的猛烈程度,远超出他们的想象。11月4日,晚上12点过后,大风把帐篷连同帐篷里的三个人硬生生地挪动了半米。三个人都惊醒了。他们知道此刻营地的位置,李宗利在攀登报告中说:“我很清楚如果再滑动半米,可能我们就会被贡嘎山收为己有,下面一千米的冰川将让我们长眠。我们可能永远回不来了。”

大风把帐篷吹开一个口子,帐篷里的食物、水、炊具、小海的一只高山靴…全部都被吹走。三个人决定下撤。小海的脚上包了三四双袜子。

下撤的路上就是在与大风搏斗。到了海拔5000米的地方,他们终于找到一处冰湖,在零下20度的寒风中,从冰湖里刨出了一些冰烧水。最终在11月6号回到了磨西镇。

李宗利在攀登报告中说,他从来没有离顶峰这么近过,似乎伸手就能触碰到,好像只要一天就能完成攀登,然后回家。

贡嘎归来后,李宗利认真反思了这次攀登的全部细节:训练,装备,饮食,攀登… 他想找到一个“平衡”,但一直寻找不到。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再回到贡嘎。他很沮丧。

一天晚上,一家人在吃晚餐。从来都不支持他登山的母亲,突然和父亲异口同声地对李宗利说,没关系,明年再去的时候,我们去营地帮你助威。

2018年,李宗利决定重返贡嘎。但是这一次,他一定要有备而来。

06、重返贡嘎

有人说,小海就是另一个小柳。

李宗利完全否认了这个说法。在他看来,小柳就是小柳,他有自己的思想。小海就是小海,他有自己的故事。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独立个体。

小海一开始也并不这么认为,但说的人多了,他也会不自觉地这么想。他觉得李宗利老师虽然没有主动去想,但潜意识中会把他当成另一个小柳。

在自由之巅新公司没有装修好的那一阵儿,小海就住在李宗利的家里。一住就是几个月,和李宗利的父母、妻子相处得很融洽。即使后来小海搬进了公司宿舍,李宗利的父亲也经常会邀请小海到他家里喝酒。就连李宗利的小女儿也亲切地称他为小海哥哥,小海叫她妹妹。

在李宗利家人看来,小海就是家庭的一个重要成员。“其实辈份关系挺混乱的,”小海苦笑道,“我叫他女儿妹妹,我叫李宗利老师,叫他爱人嫂子,叫他父母为爷爷奶奶。”

小海也成为了李宗利的知己。他是公司里唯一敢跟李宗利顶嘴的人,在旁人看来两个人吵得耳红脖子粗的时候,他们却觉得那就是在聊天而已。

在这次贡嘎攀登三天前,为了充分适应高海拔,两个人在雀儿山西顶海拔6000米的冰壁下扎营了几天。在安静的雪山中,两个人毫无隐藏地真诚交流。“能聊的都聊,”小海说。

雀儿山适应只是训练的其中一环。为了准备这次重返贡嘎攀登,李宗利提前半年就精心制定了训练计划。身为职业运动员,他对自己的训练要求本来就很苛刻,现在练得更狠。

第一阶段是力量。在训练力量的半个月里,负重深蹲、卧推… 过度训练导致的乳酸堆积,肌肉经常酸痛得他第二天都起不来床。

母亲不懂训练,但是她能明显地感受到儿子对自己的“狠”。李宗利每天在外面都吃不饱。她就给儿子包鲜肉饺子。李宗利用手比划着:“这么大个儿,一早上就要吃二十个!纯肉的!“

第二阶段是耐力。每天要跑一个十公里。有些人号称“每天跑”,但只是说说而已。但李宗利是真的恪守计划。小海回忆道,他有时还会给自己增加训练量。

李宗利必须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,他希望通过训练能达到体能和消耗的平衡。他必须像瑞士手表一样,对自己体能的每一个指标都要精确了解。

7月31日,李宗利发了一条让人“看不懂”的朋友圈:体重的消耗在65斤的时候处于有结余的状态,64的时候身体需要供给才能继续。而极限攀登时候需要增重3公斤左右,达到67时可以应对24个小时以上的攀登应该可以胜任。

“这就是专业,”李宗利严肃地说道。

“暴君”李宗利

第三阶段是高海拔攀登适应性。在去雀儿山适应之前,李宗利又回了一趟博格达峰。这里是他阿式精神的起源,也是他曾生死一线的地方。当他在2016年攀登贡嘎的时候,竟然发现博格达的攀登路线和贡嘎几乎一模一样,“就像是贡嘎的一个模型”。

最重要的还是策略。策略,在他的攀登报告中一共提到过6次。但在李宗利看来,这次贡嘎的攀登策略,浓缩了他的全部攀登经验,甚至是他个人狂傲的性格。

轻量化。装备必须极致轻量化,要以克为单位精简。他仔细用秤算过每一把主锁的重量。李宗利对比后发现,凯乐石的主锁竟然比攀索还轻了50克。从2016年开始,凯乐石一直在装备和资金上支持李宗利攀登贡嘎,这次为李宗利专门定制了一系列轻量化装备。

快速高效。2500米的爬升高度,只设置2个营地。每天爬升800到1000米。

事实上,轻装、快速,恰恰是阿式攀登最核心的精神。他自信自己能做到,只有他自己的能做到。

在贡嘎攀登之前,李宗利认为自己的体能达到了空前的状态,“我的力量达到身体重量的150%的强度!”

嗯,是时候出发了。

07、无畏

2018年10月18日,下午4点45分。

李宗利和小海从海拔6700米的三号营地出发后,已经连续攀登了十余个小时了。在海拔7000米的高度,两个人已经累得精疲力尽。风很大,能见度很低。

走着走着,李宗利已经看不到顶峰,但他“发现面前的坡没有了,地面开始平坦,前面不足十米的地方有一个巨大的雪沿,没有更高点了。”登顶了。

四周的能见度太低,根本看不出来这就是贡嘎主峰。李宗利让小海用摄像机环拍了四周。此时,还有两个小时天黑,必须马上下撤。

两个人在暴风中下撤,能见度太低。李宗利回忆道,上次攀登贡嘎时暴风已经很可怕了,但是相较与于眼下遇到的劲风,上次的暴风只能算是正常。“那是贡嘎正常的脾气。”

李宗利雪盲了,他分辨不出方向,眼里只有白色。体力也渐渐不支,心率升高,呼吸急促,双腿发软,每走三步就要休息十分钟。

天已黑,更可怕的是,两个人迷路了。三号营地就在下方100米,但是他们找不到营地的位置。如果找不到合适的露营点,他们很快会因体能消耗过度而失温、脱水,最终在狂风暴雪中相继耗死在贡嘎山上。

来不及找到三号营地了。李宗利和小海在海拔6800米的地方,找了一处石缝。两个人躲进了石缝里。

“暴君”李宗利

李宗利弄丢了羽绒手套,另一双手套彻底湿透,他把双手塞进凯乐石背包里,暂时避风。李宗利的羽绒服在高强度攀登状态下,已经变形发皱,他没有力气去调整。他的胸腔感受到了挤压。他躺在了冰爪上面,很难受,但不想翻身。他感受到了孤独。

这一晚,他和小海窝在石缝里,祈求生存。

2009年的爱德嘉峰救援后,李宗利第一次认识到了,高手也不过是一堆白骨。2011年幺妹峰登顶后,他体验到了一战成名的快感。2013年,他在博格峰经历了生死。2014年,他的搭档,最好的朋友小柳离开了。2016年,他曾离贡嘎主峰如此之近,但不得不遗憾下撤。

人只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,才能深刻地认识到,活着,其实才是最重要的。

和李宗利的母亲不同,妻子代颖似乎不太会担心李宗利的安全。从前,每当李宗利夸下海口要完成一项壮举,在所有人都认为不太可能的时候,他却一声不响地完成了。类似这种情况,在他身上可以接二连三地发生。

“他想做的事情,他一定能做到。”代颖语气坚定,“我没有质疑过,从来没有。”

“暴君”李宗利
贡嘎主峰磅礴的倒影

李宗利在下山的途中,给妻子打了电话。

“我下山了,我登顶了。”李宗利在电话里说。
“哦。身体状态怎么样?有没有受伤?”
“鼻子有点冻伤,胳膊有点疼。”
“小海怎么样?”
“小海还好。”
“嗯。你们先忙吧,我已经知道了。”

李宗利和小海下山以后,一直处于“懵”的状态。这在他以前的攀登中,从来没有发生过。

61年后,李宗利和小海成为了第二批站在贡嘎主峰之巅的中国人,他们给这条线路命名为“无畏”。

登山家马克在阿式攀登经典《极限登山》中写道,年轻人最容易凭着一腔热血,表现出一些毫无基础的勇敢。不过在阿尔卑斯和喜马拉雅山区,有很多线路就是凭这种无知无畏开辟出来的。如果积累足够多的经验,这种无知带来的狂妄终将转化成理性的自信。

我问小海,你希望以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?
小海果断地说,我想成为李宗利。

“暴君”李宗利
贡嘎下山后,李宗利和童海军

我问李宗利,你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?
李宗利笑笑,摇了摇头,并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。这次贡嘎下山后,他感到格外地平静。他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。

李宗利说,为了庆祝登顶,公司第二天放假。今天晚上和兄弟们摆一道“生死局”,大家一起喝个醉生梦死。

下班离开公司后,李宗利骑着电动车回家。“我走了啊!”小电动车路过我的时候,李宗利跟我打了个招呼,然后载着妻子远去。

车速渐快,妻子坐在后座,双手拢住李宗利的腰,又靠近了他的臂膀些。她需要花一段时间才能搞清楚,在贡嘎山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但对她来说,这并不重要。

重要的是,这一次,李宗利又活着回来了。

本文所有图片均由“自由之巅&凯乐石”提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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